創新點：處理資訊時抱持的是「士兵心態」或是「偵察兵心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本文３大重點：1.「士兵心態」及「偵察兵心態」2.判斷會在不自覺中，受到想要哪一方贏的強烈影響。3.「情緒化」是消除偏見，客觀看待事實的答案。
我們看待事物時，常很直覺的認為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但，是非的標準是什麼？誤判的結果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19世紀的一起寃獄提醒我們，我們認為不對的事情，有時候是出於不自覺的偏見。如果能放下成見，多花一點時間看清楚。這世界，或許就會少了許多不可逆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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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Reddit)
1.「士兵心態」及「偵察兵心態」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感受也有黑白之分—白代表「是」，黑代表「非」！是非黑白，自有一套判斷對錯的標準。但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憑好惡感覺判斷對錯的人，好比是戰場上的士兵，腎上腺素急速飆升，反應出於直覺，目的是保護自己，以及打趴敵人。
第二類，是瞭解事實後才做出判斷的人，好比是偵察兵，任務不是進攻，也不是防守，而是實地訪查，繪製地圖，識別潛在關連，盡力準確的了解事實真相。
關於對錯，我們是否能做出正確判斷，取決於處理資訊時抱持的是「士兵心態」(Soldier Mindset)，或是「偵察兵心態」(Scout Mindset)。這兩種心態處理事情，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在19世紀發生的一宗冤獄事件，說明了用不同的心態處理事情，對他人的一生會產生多麼重大的影響。
(圖片來源：Dyslexiafriend.com)
1894年，法國總參謀部的軍官在廢紙簍裡發現了一些碎紙片，經過拼湊後，發現是軍隊中有人向德國出售軍事機密，於是展開了調查。他們很快將焦點放在一個人身上—阿弗列·屈里弗斯(Alfred Dreyfus)。他有出色的記錄，過去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而且調查顯示，屈里弗斯沒有任何通敵動機。
阿弗列·屈里弗斯(1859-1935) (圖片來源：History Today)
然而，屈里弗斯是軍隊中唯一一個猶太軍官，更糟的是，當時法國軍隊是高度反猶太主義的。所以儘管外部的筆跡鑑定專家比對了屈里弗斯的筆跡與紙上的筆跡後，覺得相似度不高，但法國的官員仍做出筆跡相符的結論。
於是他們進一步搜查了屈里弗斯的公寓，翻閱了他的檔案，尋找間諜活動的跡象，但他們什麼也沒找到。但這並沒有讓他們打消疑慮，反而更相信屈里弗斯不僅有罪，而且還很狡猾，顯然他隱藏了所有的證據。於是他們換個方向，檢視屈里弗斯過往的經歷，以尋找有罪的證據。
他們詢問屈里弗斯以前的老師，得知他在學校學習過外語，於是推測屈里弗斯是在做以後與外國政府通謀的準備；學校老師還說屈里弗斯的記憶力很好，而這是成為間諜的條件之一，於是他們認定屈里弗斯就是間諜的不二人選。
1894 年 10 月，36歲的屈里弗斯被指控將法國的新式武器機密提供給德國，經過審判後，在1894 年 12 月 22 日被判叛國罪。官員將他帶到公共廣場，撕下他制服上的徽章，把他的劍折成兩半，象徵拔掉他所有的軍階。他被判處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在南美洲法屬圭亞那，惡名昭彰的監獄——魔鬼島。
屈里弗斯被單獨關在那裡，他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給法國政府，請求重新審理這個案件，以便能夠還他清白。雖然有人猜測屈里弗斯當時是被他的同事故意陷害的，但今天的歷史學家們並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是當時的法國官員普遍相信屈里弗斯是罪證確鑿。
2.判斷會在不自覺中，受到想要哪一方贏的強烈影響
所以問題來了：人們如何能在如此微不足道的證據之下，就將一個人定罪？這代表的是何種心態？
這個例子顯示的是所謂的「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在這種現象中，我們不自覺的動機、慾望和恐懼，塑造了我們解釋信息的方式。有些信息感覺像是我們的盟友，我們希望他們獲勝，我們想保護他們；其他信息則像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擊敗他們。「動機推理」，就是「士兵心態」。
看看那些關注運動賽事的球迷，當裁判判他們支持的球隊犯規時，他們會非常積極地尋找裁判犯錯的地方，但如果是判另一支球隊犯規，他們就會說裁判判的好。或者，你讀過一篇文章或一項研究，主題是關於有爭議的政策，例如死刑。如果你支持死刑，而研究說它無效，那麼你就會很想找出研究設計不佳的地方。但如果研究表明死刑是有效的，那麼你就會說它是一項很好的研究。
我們的判斷會在不自覺中，受到我們想要哪一方贏的強烈影響，這種現象俯拾皆是。這形塑了我們如何看待健康、人際關係、如何投票，以及認為什麼是公平或是符合道德的。最可怕的是，我們這麼做時，並不意識到正抱持著「士兵心態」。我們認為我們是客觀公正的，但最終還是毀了像屈里弗斯這樣無辜的人。
(延伸閱讀：為什麼一談到敏感話題，大家像是活在不同的現實之中？盲點如何捉弄我們，我們如何克服？)
關於「屈里弗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幸好還有一位名叫喬治·皮夸特 (Georges Picquart) 的軍官秘密重新調查了此案。
喬治·皮夸特 (圖片來源: affairedreyfus.com)
皮夸特是法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他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屈里弗斯有罪；他也像大多數同年齡的人一樣，有點反猶太主義。
但皮夸特發現，即使在屈里弗斯入獄後，對德國的間諜活動仍在繼續。1896年，他發現軍隊中一位名叫埃斯特哈齊(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的軍官，筆跡與碎紙片上面的筆跡完全吻合。於是皮夸特開始懷疑: 如果我們對屈里弗斯的看法都錯了怎麼辦？
皮夸特將證據提交給法國總參謀部，但他們拒絕承認錯誤。埃斯特哈齊在1898 年的一場審判鬧劇後，被軍事法庭無罪釋放，搬到了英格蘭。皮夸特卻反而被控偽造證據而離開軍隊，並判入獄一年。皮夸特的罪名後來被免除，並從1906到1909年被任命為戰爭部長。
皮夸特花了十年時間，才為屈里弗斯洗清罪名。有些人認為皮夸特不應該被視為英雄，因為他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但皮夸特是「反猶太主義者」這一事實，反而讓他的行為更加令人欽佩。因為他和他的同事雖然有同樣的偏見，但他尋找和維護真相的動機克服了這一切。
3.「情緒化」是消除偏見，客觀看待事實的答案
皮夸特上校就是「偵察兵心態」的典型代表。這種心態不是要讓某一種想法贏，讓另一種輸，而是盡可能誠實和準確地看到真相—即使它不漂亮、不方便，或令人不愉快。科學家花了好幾年的時間研究「偵察兵心態」，想弄清楚為什麼有些人能夠消除自己的偏見和動機，並盡可能客觀地看待事實和證據。他們發現答案是「情緒化」(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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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士兵心態」及「偵察兵心態」都是植根於情緒反應，但卻是兩種不同的情緒。「偵察兵」很好奇，他們樂於學習新信息或解決難題。當他們遇到與預期相反的事情時，他們會感到更好奇。
「偵察兵」也有不同的價值觀。他們不認為改變主意是軟弱的表現，他們也覺得測試自己的信仰是一種美德。最重要的是，「偵察兵」實事求是，他們的自我價值與他們對任何特定主題的對錯信仰無關。例如若他們相信死刑有效，但如果研究表明它無效，則他們會說「看起來我可能錯了」。研究人員發現，「偵察兵」不會因承認錯誤而覺得自己不好或愚蠢，這導致他們也會有較良好的判斷力。
「偵察兵心態」的關鍵是，它們與智商完全沒有關係，與聰明程度或理解能力也幾乎沒有關係。它們是關於人們的感受。就像《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的作者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說的：如果你想要建造一艘船，不要召集人們去蒐集木材、下達命令和分發工作，而是教他們嚮往廣闊無邊的大海。
換言之，如果我們想要提高對個人和社會的判斷力，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邏輯、修辭、機率，或經濟學方面的指導，而是善用這些原則的「偵察兵心態」。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感受—當注意到可能對某事做錯了時，學會感到自豪而不是羞愧；當遇到與我們的信念相反的訊息時，學會感到好奇而不是防禦。最終，你需要考慮的是你最嚮往的是什麼—捍衛自己的信仰，或盡可能看清這個世界？
《小王子》的作者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圖片來源：Sky Dan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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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Inside The Black-And-White Cafes That Look Like 2D Cartoons
2. Why you think you’re right, even when you’re wrong
3. The Dreyfus affair: The story behind Polanski’s film
